换一种思维做考古——齐东方:《碰撞与交融——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》后记

换一种思维做考古——齐东方:《碰撞与交融——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》后记

发布时间:2021-07-30文章出处:“文博中国”公众号作者:齐东方

 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,是涂改不了掩盖不掉的记忆,相比选择性、甚至编造的文字记录更真实可靠。但是,文物像有血有肉的生灵,同时也以冰冷无情的面目展现,只有通过解读,才能变得华光流彩。考古就是对“哑巴文物”的语言翻译。让文物说话,需要建立桥梁,构建语言平台。

  考古学诞生的时间不长,是外来学问,传到中国只有百年的历程。早年的“金石学”常说到的考古,是指考证经史,至多涉及艺术鉴赏,曾被郭沫若说成是“纸上杂货店”,“逃不出一个古董趣味的圈子”。现代考古学,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,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,它以田野发掘获得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为特点。

  说到新材料的重要,清朝学人没有多少认识,所以章太炎说清人只考据,不提问题,可考史,不能写史。王国维是新典范,他说“古来新学问之起,大都由于新发现”。那时甲骨卜辞、敦煌文献、居延汉简、大内档案等新发现引起关注,在王国维的手中,考据是工具,不是目的,他提出 的问题是现代的,让“传统学问”转型为“现代学术”。陈寅恪说王国维是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,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”,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”。又说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”。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,是时代学术的新潮流,如果不会用新材料,不会研究新问题,叫不入流。

  不过,那时所谓的新材料,主要还是指新发现的文字材料。王国维的“二重史证”,加上顾颉刚的“层累地造成”,冲破了传统的历史体系,使许多人把重建古史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学身上,新兴的考古学成为驰骋想象力的原野,学界“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,更由消极的疑古,而进到积极的考古”(翦伯赞语)。

  然而出土文物上大都没有文字,如何进行研究?“二重证据法”擅长的是文献信息的互补,考古学提供的远不止典籍文字,各种材质、类别的文物相比文字史料更加丰富多彩。这些文物还能管窥当时的生态环境、生活方式、技术制造、社会等级,以至人的思想观念等。然而,面对这些常常是零散甚至残缺不全实物,如何把它们有价值的历史线索提炼出来,需要有一套方法进行转化,把实物转换到思想和语言的领域中来。

  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。20世纪20年代末,郭沫若并不明确地尝试了类型学方法,虽然他说“我自己对于考古学依然还在门外”,但他选择了读、译滨田耕作译自德文的《美术考古一世纪》。郭沫若称:“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,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;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,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,也 多是本书赐给我的。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,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、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,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会成为沙上楼台的。”(《美术考古一世纪》序)郭沫若虽自称对考古无知,却深 知考古学的意义,对考古的理解是现代的。他对甲骨文进行研究,按字体 风格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。还从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等方面出发, 提出了“标准器断代法”,实际上是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在建立了甲骨 文、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,从而使青铜器的研究已不再属于旧式的金 石学范畴了。

  1931年,梁思永在安阳高楼庄发现的“后岗三叠层”,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诞生。1944年,苏秉琦根据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发掘的材料,完成了《瓦鬲的研究》,是对类型学重要的实践。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学科 原理搭建完成。此后相当长的时间,考古与早期史学的史料学派一样,以 发现整理出土文物为主,分期、分区、分型的论文占了绝对优势,这一基础性的工作,是通过对出土资料归纳整理,试图建立起解释历史的框架。但是在发展了细致的方法学的同时,不少人成了地层学、类型学守护的圣 徒,沦入了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。有人把一种器物分成几十种型式,一个遗址分为十几期,常常失去了目的性,放弃了其他选择。这些考古材料虽然经过细致的整理,仍然是编了号的标本,不是阐释的历史。还有人笃信“挖到哪说到哪”,将学科的发展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积累上。大概是黑格尔说的:许多历史学家可以知道许多历史细节,却不知道历史本身。就像一条狗,它可以比人的辨音能力强出许多倍,却不会知道音乐。资料的积累,使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,也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,可当资料多到不易驾驭的数量,如何研究?又成为新的困惑,所幸的是,人们虽然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,却知道了不必一定要怎么样。

  俄国著名批评家赫尔岑在一次宴会上被歌曲弄得心烦意乱,不得不捂上耳朵,主人奇怪地向他解释:“这是流行歌曲。”“流行歌曲就一定高尚吗?”赫尔岑反问:“那么流行感冒也是高尚的了?”启蒙思想家认为,任何传统都是人类进步的阻碍。

  中国古人称颂读书人的志向,是“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”。在知识爆炸的时代,新发现的膨胀令人欣喜若狂,却无法全盘掌握,“读遍天下书”,“一物不知,儒者之耻”显然过时了。新材料提出太多的问题,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多元取向,刺激了很多的思想,如果不从“问题”上找方向,多做些找问题的设计,资料的增多仍不会帮助我们对古代文化有更多的了解。

  没有问题意识,新材料也是旧材料,有了新概念,旧材料也会成为新材料。在我看来,历史是多元的,具体的,没有唯一的,没有法则和规律。文物的群体构成一代风貌,但一件器物或一类器物只能解释一定的问题。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、考古没有科学模式,人为创造的“典型遗址”“典型器物”和“演变规律”等,成为人们头脑中的“知识”的同时,也会出现了无法察觉的“思想预设”。

  搞清文物的“真相”和提出“看法”是不同的。经过分期、分区、分型整理后的文物,会发现纹样反映人的观念,造型和起居生活有关,制造透露出工艺技术发明等等,似乎能够触摸到文物的温度和灵性了,可以提出一些看法、问题,并试图给予解答,这就是本书要做的努力。我的研究只是一个过程,不会是最终答案,个人的意见都没有什么强制力。学术对个人是场马拉松,对学界却是一场接力赛,众多学人共同努力,才能用文物拼对出历史逼真的画面。这就是本书出版前的自我感想。

(文章来源:“文博中国”公众号)

转载请注明来源:中国考古网

发表评论

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

  • 友情链接